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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5-27 03:06:3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燕表示,调研过程中发现,如果一味降低刑责年龄,意味着有更多的低龄未成年人进监狱,“监狱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,可能会形成一种监狱化的人格。这些孩子很年轻,未来是要走向社会的。那么他如何回归社会?将来会不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的因素?这是特别需要思考的问题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回归祖国20多年来,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法律制度漏洞和执行机制缺失,致使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活动愈演愈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尚伦生表示,一些人之所以认为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,就是为了打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,但是刑法不是万能的,“不是说降低了刑事责任年龄,12岁、13岁的孩子就不犯罪了。这就如同刑法当中规定,职务犯罪可以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甚至死刑。但是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前赴后继,有的被判了死刑或终身监禁,可是后面还有人创造了新的贪腐数额。所以从这上面看,刑法确实不是万能的,我们要抛弃刑法万能的这种思想理念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近年来,每当有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生,就会引发“该不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?”的讨论。这样的讨论也持续到了本次人代会的会场。有代表赞同,认为应该降低刑责年龄发挥刑法的震慑作用,全国人大代表、江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冯帆就持这一观点。但也有代表反对,全国人大代表、甘肃省律师协会会长尚伦生和全国人大代表、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就都认为,单纯降低刑责年龄并不能解决问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观点交锋1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此,他不主张将来再有收容教养所,建议采用社会矫正制度,“现在不是有司法所吗?司法所对于监外执行、免于刑事处罚以及保外就医的,都实行社会上的改造,监管社会矫正。对于未满14岁的孩子他犯了罪的,尽管不追究刑事责任,但送到司法所,家长、学校签责任书,把责任落到学校、司法所和家长的身上。这种挽救教育方式远远大于收容教育所那种封闭起来的方法,对孩子的成长、融入社会都非常有好处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激活收容教养制度,还是社会矫治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冯帆则认为,虽然低龄暴力犯罪数量少,但是其主观恶意和危害传播效应很大,比如弑母案,“虽然一年可能在没有几起,但是其他的青少年看了以后,觉得还不用承担任何相应的刑事责任,这就给其他的青少年造成一种负面的消极作用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否应当参照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贾宇代表说,决定草案贯穿着鲜明强烈的法治精神,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、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生动实践,也是坚持和完善“一国两制”制度体系、坚持依法治港的集中体现。在实体上,贯彻宪法、基本法、国家安全法的要求和精神;在程序上,完全符合法定程序,体现从宪法和基本法出发的法治思维。只有筑牢国家安全屏障,才能为“一国两制”固本强基,为香港繁荣稳定夯实基础。